上世纪90年代，在国务院“科学技术工作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口号下，中国第一所新型研发机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落地广东。此后，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在不同产业领域“开花结果”，仅广州便有近80家新型研发机构破土而出。

  在粤港澳大湾区精准医学研究院（下称“精准医研院”）助理院长吴静之看来，近年来新型研发机构的迅速增加，表明战略性前沿技术、共性关键技术日益受到关注，更折射出业界对于破除科技成果转化藩篱的迫切需求。

  科研与产业“脱节”现象长期存在：一方面，松垮的产研联结导致技术供需脱节，企业与科研院所难对接；另一方面，出于市场不确定性顾虑，企业对创新性和颠覆性项目不敢投资，高校科研人员在推动产业化方面则缺乏动力和经验，导致科研成果“走不出”实验室，或“夭折”在“最后一公里”。

  据世界银行统计，在部分发达国家产业化率高达80%的背景下，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仅有15%，专利转化率约为25%，线%。

  新型研发机构正是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利用灵活的市场化机制，其能够自如穿梭于科研与产业的中间地带，将脱节的“两张皮”缝合起来，推动产业集群提质升级。但同时，其特性又决定了政府无法完全“放手”，如何进一步解决“四不像”带来的资金、人才等掣肘仍是其可持续成长面临的重要问题。

  2011年前后，珠三角“世界工厂”崛起，对自动化的需求日渐增长。着眼于此，在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分所与广州市南沙区管委会的共建下，广州工业智能研究院（下称“广州工智院”）正式成立，意图将老工业基地的自动化经验和技术向广东产业落地。

  “10年代，人口红利充裕，企业主动求变的积极性并不高。”广州工智院院长于广平回忆，客户难找、成果难落地，一大难关横在这家新生的新型研发机构面前。

  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沙区科工信局带着广州工智院的研究员挨家挨户走访企业，最终促成院里的几支团队分别同几项重点行业的有突出贡献的公司结成“对子”合作。

  广州支柱产业之一的纺织服装是最初的试水点之一，帮助互太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实现污水处理智能化，这是团队接下的第一个任务。在于广平的记忆里，合作前期，团队几乎住厂里，“为了尽快摸清企业的需求，我们每天跟着他们的工人一起上班，然后回到实验室推演方案，小试之后再返回工厂搭建中试装置……”

  市场务实逐利，制造企业“不见兔子不撒鹰”，企业只有在见到改造实效后才肯签订合同、接续投入，改造与试验前期的耗资往往由广州工智院自行承担，来自政府的启动经费帮助广州工智院撑过了初生期。

  随着互太纺织改造成效显现，广州工智院亦与首批龙头客户建立了合作推广机制，其客户开始以滚雪球的模式迅速增加，智能配色、染料助剂智能输配送等技术相继落地制造田野。

  与此同时，技术成果转化为研究院带来不菲的收入，这些资金将作为经费投入下一轮科学技术研发，形成良性“血液循环”。如今，经过12年成长，从市场上赚得的资金已经占据广州工智院整体收入的三分之二。

  随着新模式不断探索，近年来成立的新一代研发机构“谋生”渠道进一步多元化，技术成果落地产业的时间历程也已被压缩。

  以精准医研院为例，成立仅两年多时间里，其在类器官、肿瘤新药、影像诊疗、IVD制剂等方面都已有企业或潜在企业孵化中。启曜生物科学技术（广州）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之一，目前该公司已开始天使轮融资，多个产品管线有序并行，在肿瘤精准治疗方面建设了临床药敏技术平台，并即将在上海、南昌、武汉开展业务。

  吴静之介绍，在成果孵化培育阶段，精准医研院能为项目匹配应用场景和临床资源，提供技术及商业化验证服务，以及园区孵化落地服务和产业投资基金。

  强大的造血能力已成为新型研发机构“标配”。除企业孵化，精准医研院的资金渠道还囊括同企业联合开发，设立种子基金吸引社会资本，以及提供专业检验测试、咨询服务等。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广州市新型研发机构已服务企业5438家，技术性收入高达19.79亿元。

  而自我造血仅是新型研发机构众多任务中的一个。吴静之解释，由于聚焦关键共性技术，新型研发机构并非仅仅服务某家企业，而是为产业集群成长提供平台支撑。据了解，依托复旦大学背景，精准医研院正将长三角优势科创力量引入广东，并通过中国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大赛吸纳优质项目落地。吴静之预测，“以研究院为中心，上下游产业链将加速在南沙聚集，这一效应或在未来1-2年内凸显。”

  以此为缩影，在广州，一批由新型研发机构孵化的企业正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通过技术作价入股、建设孵化载体等方式，近80家机构累计孵化801家企业。从聚焦“未来产业”技术供给开始，到孵化并吸引更多企业集聚形成产业生态集群，这些类似“产业前哨”的机构正释放出强烈的磁聚效应。

  吴静之认为，新型研发机构与大学、科研机构、事业单位、企业均不完全相像，但却综合了这些主体的优势，有助于建立起灵活的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和用人机制，破除产业资源整合的体制机制障碍。

  多位业界人士反馈，新型研发机构无编制、无级别、无人员经费，相比于事业单位吸引力较低；同时由于工资薪酬不占优势，在同一个企业争取人才时也缺乏竞争力，也导致行业人员流动性强。

  对此，一些新型研发机构已经探索出一套柔性、灵活的聘任及激励机制。吴静之告诉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在人才引进方面，精准医研院不仅通过年薪制、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制等方式引进国内外一流科技领军人才，还通过双向挂职、短期工作、项目合作等柔性流动方式，探索完善双重聘用、联合聘用等灵活用人方式的成果分配和互认机制，实现与高校、医院等单位的人才双向流动。

  广州日前发布的《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高水平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赋予了新型研发机构更大的自主权，提出科技成果转化净收入的70%以上可奖励给科技完成人或团队，以健全科技成果收益分配激励制度，充分调动人才积极性。

  吴静之表示，“希望在配套设施、人才子女入学、出入国（境）、职称评定等方面予以更明确的保障，也给予新型研发机构职称评定、绩效考核方面的更大的自主权。”

  在强调市场性和自主性的同时，可靠的财政兜底极为必要，这决定了政府不能对其完全“放手”。尤其在新型研发机构成长初期，来自政府的资源支持不可或缺。

  以生物医药领域为例，企业孵化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样品开发、临床验证、产品定型、注册取证等诸多环节。吴静之解释，“成果产业化周期漫长，这导致资金回流慢，机构在短期内无法自给自足，至少需要5-8年时间。”

  此外，成果转化具有较大失败率，试错成本比较高。缺乏容错纠错的兜底机制还轻易造成新型研发机构过度市场化，背离公共技术供给的初心。

  “政府在经费使用、审计管理等方面相对保守，这也限制着新型研发机构的灵活性。”吴静之希望新型研发机构能够在一段时间内获得政府部门稳定持续的资金支持；建议能更多考虑新型研发机构实际的需求，完善管理规章制度。

  随着成果转化步入后期阶段，由于成熟团队进入市场进行产业孵化，研究院又会面临“空心化”。于广平表示，团队青黄不接，导致研究院后续技术供给跟不上，投资机构出于风险考量往往不会投入太多，政府资金支持十分必要。

  “事实上，目前我国新型研发机构大多是学习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后者经费由三个三分之一构成，分别是政府稳定经费支持、服务企业收入和相关配套奖励。”于广平认为，这一经费结构是相对合理的，但在中国的新型研发机构中，往往无法维持，经费紧缺几乎是常态。

  除寄希望于政府的稳定经费，社会资本成为另一种可能。日前出台的《意见》鼓励新型研发机构与社会各类风投创投机构合作设立基金，为成果转化和孵化企业赋能。

  目前，来自各领域的38家新型研发机构联合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高科技企业、金融机构等共同成立了广州市新型研发机构协同创新联盟，打通了“政产学研金用服”全链条，多元社会资本进入，也将推动成果转化更顺畅。